注：昨日(2日)北京市交委约谈滴滴专车，指其专车、快车业务违法，这次敲打或预示着行业面临危局，如何自救，以规避违法风险，本文作者给出了在法律框架内的几种模式。

　　滴滴专车、快的一号专车是互联网催生出来的新型商业模式。各类专车业务基本采用同一个商业模式，就是要坐车的人(叫车人)用叫车软件叫来一辆车;开车的司机就是车主(或有权使用这辆车的人。为了方便理解，本文只以车主这种情形为例);车费按照叫车软件最终显示的金额确定;叫车人通过叫车软件向滴滴专车、一号专车支付转账支付车费;如果他需要发票，就由滴滴专车、一号专车提供;最后，滴滴专车、一号专车与车主结算费用。

　　然而，从法律角度来看，这种商业模式在法律安排上有很多种选择，通过不同的法律关系将各个商业要素组合起来，会得出不同的法律效果。

　　第一种法律安排：

　　说明：车主用自己的车，亲自驾车，向叫车人提供出租车服务，构成出租车服务关系。“专车”通过其叫车软件撮合成这一笔生意，与车主、叫车人构成居间服务关系。

　　叫车人通过叫车软件转账给“专车”的钱是向车主支付的车费，“专车”只是代收，在扣除居间服务费之后，再将剩余的钱转付给车主。

　　第二种法律安排：

　　说明：车主将车辆租给叫车人，构成车辆租赁关系。车主同时向叫车人提供代驾服务，构成劳务关系。“专车”通过其叫车软件撮合成这两笔生意，与车主、叫车人构成居间服务关系。

　　叫车人通过叫车软件转账给“专车”的钱是向车主支付的车辆租金和代驾费，“专车”只是代收，在扣除居间服务费之后，再将剩余的钱转付给车主。

　　第三种法律安排：

　　说明：车主用自己的车，亲自驾车，向“专车”提供出租车服务，车主与“专车”之间构成出租车服务关系。“专车”再向叫车人提供出租车服务，“专车”与叫车人之间构成出租车服务关系，但车主与叫车人之间没有关系。

　　叫车人通过叫车软件转账给“专车”的钱是向“专车”支付的车费。“专车”不是代收，它付给车主的钱是他们之间的出租车服务费。

　　第四种法律安排：

　　说明：车主将车辆租给叫车人，构成车辆租赁关系。同时，车主向“专车”提供驾车服务，构成劳务关系;“专车”再向叫车人提供代驾服务，也构成劳务关系;车主与叫车人之间不构成劳务关系，车主只是为“专车”打工。

　　叫车人通过叫车软件转账给“专车”的钱由两部分组成，一笔是向车主支付的车辆租金(由“专车”代收，再转付给车主)，另一笔是向“专车”支付的代驾费。“专车”向车主支付的钱也由两部分组成，一笔是代收转付的车辆租金，另一笔是它自己向车主支付的驾车劳务费。

　　第五种法律安排：

　　说明：车主将车辆租给“专车”，构成车辆租赁关系;“专车”再将车转租给叫车人，也构成车辆租赁关系;车主与叫车人之间不构成租赁关系。车主向“专车”(或其关联方)提供驾车劳务，构成劳务关系;“专车”再向叫车人提供代驾服务，由车主驾车，“专车”与叫车人之间构成劳务关系，车主与叫车人之间不构成劳务关系。

　　叫车人通过叫车软件转账给“专车”的钱是叫车人向“专车”(或其关联方)支付的车辆租金和代驾费，“专车”(或其关联方)不是代收。“专车”(或其关联方)向车主支付的钱是他们之间的车辆租金和驾车劳务费。二者之间的价差就是“专车”的收入。

　　第六种法律安排：

　　说明：车主将车辆租给“专车”，构成车辆租赁关系;“专车”再将车辆转租给叫车人，也构成车辆租赁关系;车主与叫车人之间不构成租赁关系。车主直接向叫车人提供代驾服务，构成劳务关系。

　　叫车人通过叫车软件转账给“专车”的钱由两部分组成，一笔是叫车人向“专车”支付的车辆租金，另一笔是向车主支付的代驾费(由“专车”代收，再转付给车主)。“专车”向车主支付的钱也由两部分组成，一笔是代收转付的代驾费，另一笔是它自己向车主支付的车辆租金。

　　上述第一种情形下，如果车主没有出租车营运牌照，就是典型的非法营运，也就是俗称的“黑车”。第二种情形只是第一种情形的变种，无法改变“黑车”的性质。第三种情形也要求车主和“专车”都得有出租车营运牌照，否则，也是“黑车”。

　　然而，第四、五、六种情形却不直接涉及出租车营运的问题，主管机关要想查处，必须先依法认定其法律性质。目前，主管机关在对“专车”这种商业模式发表意见时，引用的都是部门规章和地方条例、地方政府规定。第四、五、六种情形都不符合这些文件规定的出租车非法营运构成条件。主管机关不能只是因为其商业模式的最终结果与出租车服务类似，就认定它们是“黑车”。否则，其目的就表现为消除出租汽车公司的竞争对手，这就有垄断嫌疑了。无论主管机关对出租车行业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的初衷是什么，都不应该是保护出租汽车公司这样的既得利益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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